“文字”
与生命对话
书写不仅仅是记录，更是对不能及之处的探索，以及与过往生命的对话。在信息过量的时代，互联网上的海量内容稀释着人们的注意力，真正触动人心的东西却依旧宝贵。在将它们化作文字之时，一个人也许不能看清世界的全貌，但一定要能面对自己的内心。正如程泰宁院士在《墙里门外》序言中所写的那样：“我始终能感受到大鹏身上独特的‘多面性’张力——建筑师的理性严谨、读书人的思辨敏感、社会观察者的批判意识，在他身上自然共生。”
邵兵（建筑档案创始人/主编，以下简称“邵”） 现在的社会好像越来越浮躁，人们都在大谈商业和资本，却丢失了最真实、最简单的东西。你出了两本书《西北偏北：一个70后建筑师手记》和《墙里门外：一个70后建筑师手记Ⅱ》，记录了你这些年的状态和历程，其中似乎还保留着一种本真。
王大鹏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 《墙里门外》出版之后，我送了本给一个年轻的朋友。她今年才研究生刚毕业，看完后问我：你有没有文字“羞耻感”？她提问的时候，我刚好在出差回家的路上，在车上就想了很多。写这些文字，要把自己的内心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，难道不会尴尬吗？我以前基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写作是我对生活最直接、最方便的表达，是我一路走来形成的习惯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很想说得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总是带着口音，如果非要说很标准的普通话，那就只会成了一个“四不像”。我只能接纳自己的“土腥味”，那是生命的真实状态，我写出的文字也一样。
早年间，我认为写长文章是一种很特别的能力，但后来改变了想法。互联网上的信息太多了，不论是文字还是视频，只要有时间，就可以一直刷下去。但是你不需要面对自己，也不需要面对别人，甚至看的可能是AI生成的内容。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反思能力？这并不非要写些很长的文章，更多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短短几行朋友圈，但它们也很令人触动。一个人能面对真实的自己，留下对生活的记录，在这个时代是很宝贵的。
《墙里门外：一个70后建筑师手记Ⅱ》与《西北偏北：一个70后建筑师手记》
程院士《西北偏北》序言手稿及节选——
“《墙里门外》不仅是一位建筑师对其职业本源的追问，更是一个读书人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刻洞察。这部文集恰似一扇虚掩的门，墙里是建筑师对空间与时间的凝视，门外则是他对生命本质的诗意追寻。”
邵 我有些不一样的感觉，我没有文字羞耻感，但有一种撕裂感。我并不认为文字能让我找到与自己同频的人，但它能走到我自己无法触及的地方。
王 我父亲看完《西北偏北》的第一篇文章《盖房记》，他问我是随便写写的还是我真的那么认为？我当时很错愕，就说是随便写写。他说随便写写那也就算了。我父亲是盖房的当事人，后来他才告诉我，背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不少事情不是我写的那个样子。我在老家的弟弟也把《盖房记》看了很多遍，他对我说，虽然我和父亲描述的是同一件事，也都亲身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，但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感受很不一样。有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呈现的究竟是已知还是未知，但文字还是一样写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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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大鹏老家盖房过程（2000-2020年）
邵 其实一瞬间的真情流露就已经非常宝贵，它是非经验性的。你的父亲和弟弟对事情本身也许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但焦点在于，你和你的文字之间是否刻意保持了距离？
王 我曾经有个想法，要不要制定一个计划，围绕某个主题写一系列文章？假如我是作为一个学者，去进行研究，这样做好像没有问题。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比方说我决定今年要写够10篇散文，再去计划、去找题材，那就变味了。我还是以即兴为主，写那些真正触动了我的东西，它们和我的距离会更近。
我大儿子长到六七岁那个秋天，我带他去书城，回家的路上飘着落叶，有一片很神奇，上面长了个豆子一样的小包。他想撕开这片落叶，看看这个小包里有什么，我阻止了他，地上这么多落叶，你肯定找不到和它一样的。他就在地上找了又找，直到回了家还在琢磨这片神奇的叶子。当晚，我即兴编了一个故事，说的是生命的轮回，内容是关于孩子、叶子和一只鸟的对话与成长，我后来又给他讲过好几次。直到疫情时期，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我们在家里不能出去，时间和空间好像都静止了一般，那个故事竟然又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没有视频，没有图片，也没有声音，但是那些触动我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。于是，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，收录进了《墙里门外》。《西北偏北》和《墙里门外》里的相当一部分文章都是这样写成的。
王大鹏与大儿子爬山，2014年
王大鹏与二儿子在家阅读，2021年
邵 你的文字很有特点。有些文字的逻辑感非常强，比如在某些小说里，能看出情节设定、人物行为的方式。但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表达其实是没有固定逻辑的。
王 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条条框框。我正在写博士论文，推进得比较痛苦，等到写完，我估计再也不想看它了。我可能有表达的欲望，但是得面对学术语言的规训，必须按论文的框架来写作。我一直想，如果自己当初选择做学术，那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还能写出《西北偏北》《墙里门外》里的文字吗？
当然，学术有自身的规范，对于个体来说，即便是“随心所欲”，也要“不逾矩”。几年前我看到《建筑学报》的一篇文章，认为它的代入感和论据都很不充分。我就写了一篇商榷的文章，笔调比较尖锐，投给了《建筑学报》。我也咨询了几位高校老师的意见，他们都说，《建筑学报》怎么可能发表与自己商榷的文章呢？《建筑学报》本身就难发，何况我还有点“踢馆”的意思。他们还觉得我写得不对路，不像学术论文。结果《建筑学报》编辑给我回信，大致是让我不要太情绪化，而是要阐述观点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篇文章有自己的资料和证据，如果我也有我的资料和证据，甚至我的比它的更多、更充分，那是不是说明我的想法更站得住脚？于是我按照学术要求修改了文章，很快就在《建筑学报》上发表了。
艺术家徐冰创造了几千个只有他自己认识的文字，称作天书，这作为艺术观念没有问题。但是要和别人交流，我们就得用大家都认识的字，思想一旦落在纸面上，就已经在规则之中了。文字如何呈现，只是一种形式，最重要的仍然是其承载的内容与思想。
王大鹏在黄公望美术馆，2025年
“加速”
公共空间的消失
邵 在我看来，《西北偏北》和《墙里门外》有一个共性：它们都写人的变化和觉醒，比如人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与周边环境发生联系。
王 是的，我对城市的感受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。我在杭州生活了22年，其中有十七八年都是步行通勤，还有几年是骑单车。出差的时候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基本上也不会乘车，而是在陌生的城市里行走。步行的人和乘车的人，看到的城市是不一样的。杭州这座城市膨胀得很快，十几年前，我们公司周围的城区都不存在，只是一大片农田。但现在，这些建筑就像一直在这里一样，这种反差感让我觉得很神奇。
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吃大大泡泡糖，看《霍元甲》，唱《聪明的一休》的片头曲……还有很多事物，它们是我们这个年代生人的共同记忆。那时候，大多数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街区里、县城里、乡村里，一直和身边人共享着同一个空间。到了今天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原子化、碎片化地进入城市，但他们对城市的物理空间却没有共同记忆，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。程院士曾跟我感慨：他在现在的公司十来年，同楼层只有140个人，他却只认识三分之一。他以前在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当院长，院里有300号人，但是每个人他都认识。现在的人和流沙一样，大家觉得认识人是需要成本的，加之每个人都对着屏幕生活，人很难在一个地方扎根，基本没有人打算在一个公司干一辈子。面对一个没有业务往来的同事，如果我去拍拍他的肩膀，找他吃饭，或者只是聊个天，他一定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大家真的喜欢这种“敬而远之”的相处方式吗？至少我是不喜欢。
王大鹏与程院士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，2014年
王大鹏在杭州参加论坛，2017年
邵 现在城市的尺度很大，大的建筑、大的街道、大的车流，我们在其中穿梭，似乎一下子被抽象化了，就像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时空里，却又无法逃离。
王 建筑师总说，空间是建筑的灵魂。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抽象？因为我们不再有城市里共同的记忆空间。贾樟柯的“故乡三部曲”，现在再让他拍，他肯定拍不出来，因为曾经存在的共同空间已经消失了，转而变成了千城一面的中性化空间。
我们的空间正在被时间化。生活不再以空间衡量，而是以时间衡量，而生活之所以抽象，是因为时间也变得抽象了。传统的时间是有声音、有气味的——春节会放爆竹，夏天是蝉鸣蛙叫，端午节会包粽子，中秋闻桂赏月，二十四节气里的每一个都有对应的事件。现代的时间不再具象，在火车站和机场里，无数抽象的数字支配着我们。城市里面，时间变得不分四季与昼夜，写字楼的灯光总是亮着，窗帘拉上就不再打开，谁也不愿再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大家永远锁在室内，像闷在一个罐头里和时间赛跑。建筑师本应该是营造空间的人，现在加班加点地疲于应付，最终却把精力放在了赶时间上，我们最关注的不是空间本身，而是能不能按时交出设计图，是怎么应付一再压缩设计时间的甲方。最终大家越来越臣服于时间宰制，却失去了能够产生共同记忆的场所。
王大鹏在东阳工地现场，2015年
邵 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在驱动着一切，我们能意识到它，但没有办法反抗。它把建筑变成了工具，把建筑里的人也变成了工具。
王 我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，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反而被剥夺了，这会导致一种虚无。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，叫作《逃走的人》，写的是一群人逃离大城市，选择在鹤岗生活。作者访谈了这些逃走的人，发现他们即使在鹤岗，虽然空间和时间都属于他们自己，但是他们之间却鲜有往来，很多人不愿意跟别人接触，十天半个月才出一次门，无所事事的生活让人更加空虚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远非“逃走”就能获得。
邵 我很好奇，你曾经有过逃离的冲动吗？比方说逃回家乡。
王 十几年前，我有非常强烈的回家的冲动，随时都想制造回家的机会。现在我有时也到西安出差，从西安到老家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，好几次纠结一下，最后还是决定回杭州。其实我已经回不去了，即便身体回到家乡，我也会做自己在大城市里做的事情。除了父母之外，家乡的那个小县城里99%的人事都已经面目全非，和我的记忆完全不同了。
王大鹏在朗香教堂，2013年
“生活”
跳出温水
邵 我认为有一件特别悲哀的事，拿我自己来说，我年轻时孤身来到北京，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，而是为了开启新的人生。可是在进入新的生活状态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
王 我小时候一直在县城，接触到的信息很少，传统教育也一直鼓励我要有为。到了大城市才知道，你要么顺从，要么被淘汰，自立很难。我毕了业之后到大连工作，当时是21世纪之初，大连是排在全国前十的城市，我在规划院里，有事业编制，生活模式和现在完全相反。我们从来不赶时间，通勤有班车，住的是公司宿舍，吃的是食堂。从11月到春节后的两个月工作量很小，因为北方严寒，到处都结了冰，我们就天天打牌、打游戏，大家当时常玩《帝国时代》和《反恐精英》。就这样，我们完全能养活自己，而且工作还很体面。两年以后，我主动辞职。我走的时候和人说，自己真的不能再待下去，最多再过半年，我就没有能力跳出这潭温水了。十多年前我回了一趟大连，规划院在2005年前后就已改制了，曾经的热闹没有了，老办公楼据说很快要被拆除。
王大鹏高二时期，1995年
王大鹏在大连工作，2002年
邵 你的选择需要很大勇气，好在你最后成功地跳出来了。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这非常重要。
王 我们公司曾经有个很有才气的建筑师，比我小七八岁。有天晚上10点多，大家一起加班，他突然很感慨，说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我问他，你本来坚持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因为工作太累坚持不下去，而是因为太迷茫了，觉得看不到心中的某种理想，或是找不到某种存在的感觉。他自己都说不清那是什么。我说你就像一个青苹果，即便成熟了也是青色的。可大家到水果店里都喜欢挑颜色鲜艳的红苹果，难道你需要把自己伪装成红色的吗？很多人说互联网会导致社会分裂，在我看来，互联网导致的是假分裂。真分裂的话，哪怕你是个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青苹果，也会有更宽广的平台，能找到和你趣味一样的人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王大鹏与同事讨论工作，2007年
好几个朋友问我，“墙里门外”和“围城”是不是一个意思？《围城》写的是“婚姻”，我们是在“进城”与“造城”，婚姻通过离合可以进出，而我们的造城与进城基本是单向的，因为没有了退路，农村彻底被瓦解，故乡也已凋零。我们的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，付出的代价也是绝无仅有。
我在安徽建筑大学带着两个研究生，现在建筑行业的状况很不好，从他们入学起，我就一直对他们说，你面临的问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行业乃至时代的问题，不要过多地内耗。我问他们，假如有一个可以天天喝茶看报纸的稳定工作，那真的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它的丰富度在哪？还是说，你宁肯很艰难地找一份设计院的工作，当一个建筑师？实际上，现在相当一部分建筑师没有工作上的自主性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对着屏幕做重复性工作，尤其在房产项目里，只要按照流程和规范把设计图画出来，尺寸不出错就行，这是你们想过的生活吗？对他们来说，首要的不是“围城”，而是尽快地了解社会，和社会对话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。
邵 很多人对“铁饭碗”有很深的执着，但是我认为，在没有被设定过的时候，人生才是有趣的。墙和门一直都在那，但光从哪透出来，去哪就是了。
王 我们的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总是把人往工具的模板里套，把人都改造得标准化了。学生最后终究要走向社会，他们会发现自己对真实的世界知之甚少，社会上的事情和在学校里学到的非常不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有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，有别人无法理解的心结，但是不一定能完美地融入时代。
大学竞赛方案模型
2005年左右，我刚来杭州不久，当时的办公室还是租用政府的，楼梯间很宽阔明亮，有一些保洁阿姨坐在那里休息，其中一个神情有些落寞，说她下周就辞职回老家了。我对她有印象，是个打扫卫生特别认真的人。我问她为什么要辞职，她说这栋楼里有很多政府领导，如果办公室里没人，她们不能进去打扫。但是领导在的时候，她打扫完出来之后，背后总是一身汗，不是累的，实在是因为氛围太压抑了。其实领导都很忙，也不会盯着她看，可她就是不能适应这份工作。她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有自己的本能反应。
邵 人太渺小了，能遇到几个不错的人、几件不错的事就很好了，很多事情都不会顺着我们的心意。
王大鹏与李巨川老师，2001年
王大鹏与程院士共同工作
王 日本作家幸田文写过一本《树》，让我很有感触。树扎根在原地，永远也动不了，但它很自得，一点也不焦虑，让人也觉得赏心悦目。我曾经和一个20多岁的侄女谈起的树的存在状态，她说你的意思不就是“为而不争”吗？我说植物怎么不争呢？森林里面，树木有高低、有粗细，把一棵树锯开，年轮明显是有厚有薄的——在风调雨顺的年份，树木一定会积极生长，让自己的年轮充分加厚。植物其实也在竞争，当然它们不会和人一样钩心斗角，而是顺应自然之道，在合适时机不断向上生长。
我很佩服苏东坡，从大的尺度来看，他一辈子的命运不由自己说了算，但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自己说了算，也许正是多次的流放才成全和丰富了他的生命。只要还活着，苏东坡就能掌握自己的生命，去赏月、作词、饮酒，自由自在。他不过活了60多岁，如果和其他人一样循规蹈矩，早就被人遗忘了。屡屡不如意，还能苦中作乐、怡然自得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。
王大鹏在哈工大，2012年
王大鹏在中国青年建筑师颁奖现场，2019年
建筑营造的交往空间将不同的人彼此相连，也将分散的人们纳入同一的社会。然而，今天的建筑设计虽强调“以人为本”，却似乎落入了空喊口号的窠臼，实际上忽视了人之于建筑的重要价值。在信息化的时代，人与他人、建筑和社会之间，却失去了真实的关联。
王 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实践中，大家都在强调建筑的公共性，开口闭口都是以人为本，这几乎变成了一种“政治正确”。我曾经协助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建筑设计年鉴。我突发奇想，决定从挑选的100来个作品、上千张建筑照片中数一数里面有多少个人。这些作品类型丰富，有的是壮观的大型建筑，有的只是小小的茶室，最后数下来，一共只有20来个人，而且基本还是摆拍，绝大多数建筑照片里空无一人。我问过一个颇有资历的建筑师：为什么大家都说以人为本，建筑的照片里却连个人影都没有？他告诉我，人出现在建筑空间里不好看，会破坏作品纯粹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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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美术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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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江北图书馆
南京博物院二期工程
浙江美术馆
在信息传媒还不发达的时代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地标性建筑，比如教堂、图书馆，都需要人们进入其中才能亲身体验。然而到了今天，传媒异常发达，人们认识许多知名建筑只是看图片和视频，即使到现场也是为了“打卡”，人和建筑失去了真实的关联。哪怕是建筑专业评奖，大多数评委都没有去过实地，他们也只是看看照片，就能形成对建筑学话语的控制。如果建筑作品照片拍得不好，建筑就得不到认可，专业杂志和各种公众号也不会去推广，建筑本身却似乎被架空了，但建筑专业摄影师却成了热门职业。
《墙里门外》中有一篇《葫芦大师》，写的是一个建筑师要评大师称号，整天板着脸修图、做PPT，他五六岁儿子发现爸爸整个人都变得不太正常。评审前夕，建筑师把完成的作品集给儿子看，儿子翻了一会，觉得很没意思，因为他以前看的都是绘本，而作品集里只有建筑，不仅没有故事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，他觉得爸爸的大师称号肯定是没戏了。晚上他借助“葫芦娃”的魔力，偷偷地在作品集中添加了很多人，把没有人的建筑作品集变成了绘本……这是我有感而发，写出的一个看似荒诞却现实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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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古窑印象文综合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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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大创新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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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衍第二小学
邵 对你来说，人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可能得想办法重新建立人与人、人与建筑、人与社会的链接。
王 实际上，建筑师之间也普遍缺乏链接。我们经常在各种论坛和活动上碰面，知道名字，也加了微信，但只是点头之交，并不能算是相识。在会场上，一个人发言时间很短，导致经常拖堂，最后的互动更多是个形式，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交流，然而他们为了这短短的发言，却要付出一两天的差旅成本和时间。我们应该需要抛弃专业和职业身份的限定，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“普通人”，也许这样才能建立起更好的链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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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民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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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宕口酒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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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大江东垃圾发电厂
昭山两型产业发展大厦
邵 虽然我谈论社会价值，但不一定将一切都纳入公共范畴。公共是一个相对私人而言的概念，个体之间的真实链接也很重要。
王 前些年，阿尔瓦罗·西扎到东南大学讲座，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触动。他讲到自己在巴西设计的一座临海美术馆，建筑走道呈环绕状。西扎固执地在走道朝着大海一侧只设置了很小椭圆形窗户，走道光线比较昏暗，但是当人们突然通过小圆形窗户看到大海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会发出“哇”的一声惊叹。旁边的翻译转述西扎的演讲，翻译完之后，西扎却不接着往下讲。他又做出惊讶的表情和动作，并且发出“哇”的一声惊叹。他问为什么不翻译这些内容？他虽然不清楚翻译怎么转述他的意思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很在乎的细节翻译明显没有转述表达。等到翻译耸肩也发出“哇”的一声惊叹，西扎才开心的笑着继续他的演讲。其实表情和动作是人与人的交往中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但它们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我们无法改变环境，但可以改变自己，重新关注生活和建筑中人性的因素，让自己与他人连接在一起。
王大鹏与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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